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地球上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新媒体专电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网站11月11日文章发表题为《人口辩论：地球上的人是不是太多了?》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在曾经脏乱不堪的索霍区，距离《新科学家》杂志伦敦编辑部步行大约10分钟的地方，一台抽水泵、一块牌匾和一个酒吧纪念着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近200年前采取的一项推动战胜传染病的决定性措施。
当前的全球健康危机提醒世人，我们是多么不希望重新回到致命感染夺走我们大多数人生命的日子。防治传染病的成功，加上其他的重大进展，显著地提高了我们的生存机会，使人口数字飙升，从当时的略多于12.5亿猛增到目前的77亿。
现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圈退化以及冠状病毒正在迫使我们思考这一成就所留下的遗产。这场疫情正在成为考察一个古老的、极具争议的话题的最新焦点：地球上的人是不是太多了?
基本的理由很难加以否认。在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将不会有那么多的温室气体排放、污染和废料，我们人类以及自然界的其他成员都会有更多生存和繁荣的空间。
那么让我们迎难而上，来谈论一下人口问题——全球范围内人口正在往哪里流动，这对地球意味着什么，以及——如果有什么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限制其增长。
我们人类阵容在过去100多年里的迅速壮大有一个原因：进步。1854年，当伦敦本地医生约翰·斯诺弄清了霍乱是如何通过索霍区布罗德街边一个被感染的抽水泵把手广为传播的时候，英格兰死亡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传染病所致。当时1/4的儿童活不到5岁。人们的平均寿命在40岁左右。
但是从19世纪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开始，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一系列飞跃开始让全球的死亡率得到降低。与此同时，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手段和营养的改善使更多人能够在没有极度饥饿的情况下生活得更舒适，寿命更长。1860年，全世界儿童的死亡率是40%以上。今天，这个数字约为4%，在发达经济体更是远低于1%。在西欧，现在平均寿命大约是80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平均寿命从半个世纪前的44岁上升到了60多岁。
但是随着更多人寿命的延长，人口出现飙升。1800年时大约为10亿的全球人口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翻了一番，到20世纪70年代又翻了一番，接近40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全球人口即将再次翻番，目前的数字是大约77亿。
情况还将这样持续下去。今年，新出生人口将是死亡人口的两倍多。不管有没有疫情，人类的数量每年都将增加8000万左右。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值估计，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97亿，2100年将达到109亿。
在表面上看，人少意味着产生的影响会小一些。以或许是我们众多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气候变化为例。2017年，瑞典隆德大学的金伯莉·尼古拉斯和她的同事塞思·怀恩斯对发达经济体民众可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碳足迹进行了研究。一旦他们认识到代际效应——即某人的每一个孩子都很可能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少生一个孩子便是最有效的措施了。尼古拉斯说：“生孩子是涉及个人、职业、财务以及其他所有方面的人生重大决定。这对我们将在大气层中留下的碳遗产有着巨大影响。”
不只是碳排放。尼日利亚卡拉巴尔克罗斯河州林业委员会的埃杜·埃菲奥姆说：“生物多样性退化既是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问题，也是不可持续的消费的问题。”埃菲奥姆是联合国资助的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报告非洲部分的主要作者。该报告详细阐述了我们对自然界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影响。人口数量是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似乎也是不可否认的：你可以画出一张显示人口数量和物种灭绝同步增长的图表。我们对大自然安全空间的劫掠被认为给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动物源性”疾病提供从其他物种传播跳跃到人类体内的新途径。
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帕塔·达斯古普塔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大自然提出的要求是过度的。”他说，我们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每个人的消费量、我们的技术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我们所消费产品的效率以及地球上有多少人。但我们往往不谈论最后一点。他说：“我们对人口数字这个因素视而不见。”
公共谈论并不总是这样矜持。对于地球能否承载如此多人口的担忧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第一波环保运动带来了对全球人口数量的反思，当时的人口数量还不到今天的一半。1972年，由知名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外交官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该报告利用计算机建模，预言如果当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趋势得以继续，全球系统将在20世纪中后期崩溃。
这些趋势确实持续了下去，而且到目前为止文明未见崩溃。农业“绿色革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见效，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食物保障。随着全世界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
讨论人口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不知道这些趋势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联合国的预测多半是通过把经历过人口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地方的变化模式——即出生率下降——应用于还未经历这一阶段的地方得出的。
沃尔夫冈·吕茨是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人口统计学家，也是被联合国挑选撰写在2019年9月发表的最新《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15名科学家之一。他直言不讳批评这种做法。他说，用来自有关国家的不充分的真实数据建模，“我称之为盲目的统计外推法”。
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无疑像在提示保持谨慎：不断上升的人口依然在上升。
有许多原因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和群体采取“鼓励生育主义”的立场主张高生育率。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从环保考虑可能认为生育率降低是好事，但从经济考虑常常认为——至少按照依靠更多人口创造更多商品和服务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来看——这不是好事。随着劳动人口激增，发展中经济体无疑正在收获年轻、充满活力的人口带来的好处——就像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在早些时候所做的。
在人口结构转型方面走得较远的国家——那里的生育率处在人口替换率水平甚至该水平之下——却正面临相反的问题。由于人口减少，经济增长、财政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变得更难维持。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提高税收、减少慷慨的福利、延迟退休——本身已经变成了政治上的烫手山芋。一个变通的做法——增加移民以维持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则更加令人担忧。日本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寻求把机器人技术作为替代未出生人口的一种方式。
